大学，如果没有人文

□龙应台

　　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律师、医生等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你会不会很不安呢?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冷血”的张爱玲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惟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写人生的荒凉：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