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如果没有人文(2)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除掉夏初梅雨天气外，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着。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卞之琳、林徽因、萧干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掺糅了欧美的风格和眼界，对19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做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1902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里记载了这个过程：“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会还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着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经说：“我也算是着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