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额渔霸覆灭记

核心提示：
　　伦教自开展“三打两建”工作以来，积极发动社会参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伦教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成功破获一件鱼塘串通投标及敲诈勒索的案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担心受到打击报复，许多群众对此类案件不敢举报、作证，造成公安机关收集证据难；还有一些群众原本也是受害者，但却利令智昏，与胁迫者结成所谓“利益共同体”，共同串通投标，损害集体利益，自己未得到多少好处，反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得不偿失。
操纵投标每亩收300元“茶水费”
　　2012年4月26日，伦教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2011年6月伦教羊额股份社投包鱼塘期间，有一名何姓男子以“帮”其举牌投得鱼塘为由，敲诈勒索18000元人民币。经办案民警的初步走访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该案引起了顺德区和伦教街道等有关领导的重视，并由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顺德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卢志雄和伦教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梓文进行三级包案。顺德区刑警大队和伦教派出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侦查。
　　经艰苦、缜密的侦查，派出所基本掌握了何某的犯罪事实。2011年6月，伦教街道羊额股份社向社会公示将举行鱼塘投标，公开投标的底价是每亩每年3500元，投包期5年。犯罪嫌疑人何某获悉后，想方设法垄断投标，村民想要承包鱼塘就必须找他，只有通过他才能投得鱼塘。
　　随后，何某组织一些村民分别到其住宅、鱼棚内以及伦教某饭店，商谈如何串通投塘事宜。何某自称有办法能使股份社降低底标价，只要参与串通者开投当天不要下标，事后自然就能以3000元的价格投得想要的鱼塘。但何某同时要求，投塘成功后，要按每年每亩300元一次性收取“茶水费”。
　　此后，何某经常组织同伙到羊额股份社内聚集、吵闹，并打砸股份社财物，并与同伙携带砍刀到羊额村委会门口，以示恐吓。在公开投标的前一天晚上，何某还与同伙诱骗羊额股份社的工作人员，到伦教某饭店谈鱼塘投包一事，以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股份社降低底标价。
　　2011年6月15日上午九时许，羊额股份社进行鱼塘投标，何某与一些村民以每亩3500元的底标价太高，以及股份社理事长不在场为由，均不下标，致使该场投标搁置。
　　2011年6月20日，羊额股份社以每亩3000元的底标价重新投包。何某在现场拿了部分塘主的号牌，控制了一定数量的叫价权；又由于投标前何某了解村民想要的鱼塘，所以每到一个鱼塘，何某就举牌喊底价，村民们由于害怕都不敢下标与其竞争，之前与其商谈好的村民放标后顺利以每亩3000元的底价投得鱼塘。
　　事后，何某按每亩300元的“标准”，共收取村民14万余元的“茶水费”，大发“投标财”；而羊额股份社在此次投标中则损失230多万元，全体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在掌握何某等人犯罪事实后，2012年5月9日、11日、15日，公安机关分别将何某等6人抓捕归案。

收集完整证据链击溃“零口供”
　　“在对何某进行抓捕后，主犯何某态度仍较为嚣张，拒不供认其串通投标及敲诈勒索的行为。”办案民警周警官告诉记者，犯罪嫌疑人何某数年前曾涉嫌非法拘禁，后因证据不足无法定罪；2011年4月曾因吸毒问题进了戒毒所，是当地有名的一个“刺头”，村民都怕他。
　　在这次案件中，何某仍然以为只要自己不认罪，公安机关就没有证据，也就拿他没办法。周警官告诉记者，办案初期最难的就是搜集证据，这也是此类案件共同的难点。
　　据周警官介绍，在珠三角地区，一些农村也存在类似灰色势力介入鱼塘投标的案例，警方对此也有所察觉。但由于许多村民害怕遭受打击报复，没有村民敢进行报案，更不要说站出来作证。
　　“没有事主报案，警方也难以立案。如果没有证据，即使当时将嫌犯抓捕，最后也因证据不足只能放人。”周警官告诉记者，如果抓了嫌犯又将其放出来，对于警方、甚至政府的威信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嫌犯再故意散布谣言，称自己有关系，被抓了也能放出来，群众信以为真，对其就更是敢怒不敢言，也将更使其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了。
　　在此案中，尽管何某等嫌犯已抓捕归案，但举报人仍然心有顾虑，不肯出来指证，而股份社也因为种种原因，不敢配合警方搜集证据，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为了说服举报人作证，我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据周警官介绍，在办案民警多次上门作动员，苦口婆心地劝说，在多次表达警方打击黑恶势力的决心之后，举报人终于肯作证。经过专案组成员多日连续加班加点，警方收集了一系列证据，尽管何某仍是“零口供”，拒不认罪，但现有的证据链足够证明何某串通投标鱼塘及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

一些村民结成“利益共同体”
　　在办案中，警方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何某用威胁、恐吓的手段串通鱼塘投标，一些村民原本是受害者，但随着案件的发展，这些村民反与何某结成“利益共同体”，最终沦为帮凶。
　　在何某的串通下，一些村民在投标时不举牌，致使羊额股份社第一场投标搁置，被迫将底标价定为每亩3000元；而在第二场投标时，这些村民继续串通一气，最后与何某达成协议的村民顺利以3000元底价投得鱼塘。
　　据周警官介绍，如果是按照正常公平、公正的投标，这些鱼塘很可能投标至四五千元。在何某等人的串通下，一些村民以每亩3000元的底价投得鱼塘，加上每亩300元的“茶水费”，这部分村民实际只需要每亩3300元就可以投到鱼塘。何某和串通投标的村民得到了好处，股份社却因此亏损230多万元，最终利益受损的是羊额村广大股东。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奚桢告诉记者，判断这些村民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主要看是否属于以下行为之一：1.投标人之间有没有相互串通投标；2.投标者与招标者是否串通投标。如果行为符合，还要看违法情节是否严重。在本案中，一些村民与何某串通投标，以每亩3000元的底价投到鱼塘，造成股份社损失了230多万元，这些村民既存在不法行为，违法情节看来也比较严重，公安机关对相关村民采取强制措施并无不妥。
　　奚桢说，如果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侦查、审查案件过程中，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受到胁迫，并非自愿为之的，或者存在其他刑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不构成串通投标罪；但村民如果在开始时受到胁迫，此后因有利可图而主动参与、故意为之，则有可能构成犯罪。
　　对于已经“失足”的犯罪嫌疑人，奚桢建议他们积极退赔，争取立功来减轻对自己的刑罚。“从这个案例中，一些村民从受害者变成‘利益共同体’，最终受到法律制裁，反映出一些村民法律意识淡薄。村民在受到此类威胁恐吓时，应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卢德全告诉记者，在下阶段，对于“三打”对象的违法行为，伦教将坚决依法予以打击，实行“顶格处理”；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了解政府的决心和力度，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各方声音

羊额村村民黄先生：
村民利益得到了保证
　　“这帮人早就应该抓了。”说起村里串通投包鱼塘的事，黄先生颇为激动。此前，他和其它村民一样对于这样的事情深恶痛绝，虽然没有参与投标，但是像黄先生这样的普通村民也会遭受到恐吓，“让我们别出声，否则就打击报复。我们普通村民哪惹得起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往往是敢怒不敢言，想参加投包鱼塘养鱼赚点钱更是顾虑重重。
　　但是村民的怨言显然不止这些，黄先生说村民聚在一起闲话家常的时候也时常会讨论起相关的事情，从中他知道由于这伙人垄断了鱼塘投包，让村里的鱼塘几乎都只能用底价投出去，股份社收益下降，分到村民手中的红利自然也就少了，“听说这次‘三打两建’行动抓到了人，也算是给我们村民出了一口恶气，起码我们村民的利益不会受到侵害了！”

投包了鱼塘的羊额村民何先生：
投包鱼塘不再受威胁
　　听说最近伦教开展“三打两建”行动打掉了串通投包鱼塘的团伙，羊额村民何先生表示大快人心，“真是听到都觉得高兴，终于打击到这些人了，我们投包鱼塘也不会再受他们的威胁。”
　　何先生介绍，他在羊额村投包了几十亩鱼塘，因为有这些串通投包的人存在，这些年他心里很是不安稳，“虽然这伙人没来找我，但还是担心他们会在背后找我麻烦，我的血汗钱都投进去了，一不小心就血本无归了呀！”
　　除了担心打击报复，何先生同样担心自己成功投得鱼塘村民会怀疑他参与了串通投包，他就曾看见给过“茶水费”的村民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人家怀疑你参与了你也说不清楚，心里很自然会有压力。”
　　“三打两建”行动成功打掉村里的鱼塘串通投包案，让何先生觉得心里安定了很多，“以后鱼塘投包会公平公正得多，我们这些依靠鱼塘谋生的村民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羊额村工作人员何先生：
收入减少
让股份社形象下降
　　“到目前为止，串通投包鱼塘给股份社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200多万元！”羊额村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受到垄断投包，导致村里的鱼塘只能以底价投出去，一投就是好几年，几年的差价算下来往往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股份社收入受损的直接影响是村民的分红减少，“表面看是钱分少了，往深里看是股份社在村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下降！”何先生说，股份社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股东服务”，但是分红受损让村民对股份社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长远来说对于村务的开展也有不利的影响。
　　鉴于以上种种影响，听说这次“三打两建”行动成功打击了村里的鱼塘串通投包案，何先生心里异常高兴，“希望这样的行动继续下去，对‘渔霸’之类的不法分子造成震慑作用，让他们不敢再犯案！”何先生表示，希望政府接下来能够指导他们，制定更加严密的鱼塘投包方案，让鱼塘投包更加公平公正，在保证村民利益的同时，也将不法分子拒之门外。

评论
本是受害者为何成帮凶？
临 风
　　有句俗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近日，伦教开展“三打两建”工作，伦教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成功破获一件串通实施鱼塘投标及敲诈勒索案件。令人唏嘘的是，在抓捕的数名涉嫌串通投标的案犯中，他们原本是受到恐吓威胁的受害者，最终与主犯何某结成“利益共同体”，沦为帮凶。他们既是可怜人，但却自己分不清是非，变成了可恨之人。
　　这些受害者变成帮凶，大多是因为利益问题。在何某的串通下，这些村民以每亩3000元的底价投得原本需要四五千才能拿下的鱼塘，即使加上每亩300元的“茶水费”，但还是有“着数”。这些村民心里算了一笔账，自然半推半就，结成“利益共同体”，从最初的受害者变成了同谋共犯。
　　这些村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看似对其短期有利的行为，其实极大的损害了其自身利益。抛开股份社遭受损失，广大股东利益受损不说，这些村民还付出了极大的违法成本：一旦被公安机关查获，当事者很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涉嫌串通投标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参与串通投标的人，都是羊额本村村民，每天与其他群众“抬头不见低头见”，由于出于私心，损害乡亲利益，每天会被乡亲“笃背脊”，在乡里也抬不起头，长时间无诚信、无尊严、无面子，精神不会愉快。
　　更为重要的是，鱼塘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资源，原本是通过公开竞标来确定鱼塘使用权的归属。一些村民即使没有得到心仪的鱼塘，但程序的公平让人无话可说。
　　而何某的串通投标行为，使其从公开竞标变成暗箱操作，想要投包哪块鱼塘必须私下和他达成协议。在短期看，极少数村民得到了自己想要投包的鱼塘。但从长远来看，这种隐蔽的暗箱操作方式，必然导致鱼塘分配秩序的混乱和崩溃，并影响到鱼塘正常的生产，最终损害的仍然是投包鱼塘村民的利益。
　　再加上一些村民害怕遭受打击报复，敢怒不敢言，不敢报案也不敢作证，这种行为也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默认和放纵，也属于一种“帮凶”。
　　我们也需要理解群众对此类问题存在一些担忧和顾虑，对此政府必须更为积极地展现“三打两建”工作的决心和勇气，打消群众的担忧和顾虑，让群众、社会、媒体参与进来，形成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在震慑犯罪分子的同时，也对一些“帮凶”行为进行警醒。

（编辑：林和）